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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熱連載都市小說 穿越民國之少帥春秋討論-第556章 少帥用人讀書

穿越民國之少帥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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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愿以偿,张孝准跟着张汉卿走了,无怨无悔,不带走一片云彩…
把他捧得这么高,要是还拿腔作势的,就未免讨人嫌了,还好张孝准不是这样的人。冲着名满天下的少帅的盛誉、冲着蒋百里的面子,以及他不甘心的血液,他要重回军中做点事情。
他的职务有点头痛:他不像“士官三杰”中其他两位蒋百里、蔡锷这么有名,好象也没什么学说著作或是一线作战经验,但是他曾任民国初南京留守府军务厅厅长,当时的留守是黄兴。离开军职后任湘岸榷运局长,在任秉公办事,不任用私人,名声还不错。
从几方面看属于不得志但有才华的人,该任命什么职务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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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怕他有想法,而且换作自己也会这样嘀咕:都是同学的蒋百里已经是总参议兼国防科工委主任,相当于国防部长的级别。“北洋士官三杰”的名声还是很响的,用他会有“千金买马骨”的效果;高了,怕他因为长期游离军旅、业务生疏。现在是非常时期,用人不当的代价是很高的。
嗯,职务要虚,要显得职衔高,还要有些具体的事做,先看一看他的能力,然后再视情况作调整。
他不是在德国柏林大学学国防经济吗?那对于外军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定是有体会的,对人民军的帮助体现在哪里呢?我给他一个人民军“战略研究室主任”的头衔吧,这样一个少将是跑不了的;具体的事务嘛,汉阳兵工厂将来会是人民军的主要装备依靠,他有经商的经验,让他做督办吧。
别说,经历多年用人,他对于人才的使用看法还很准。张孝准到职后经过数天的观察,便大刀阔斧地砍掉老旧的步枪生产线,集中人力物力于制造人民军目前缺少的大炮生产上。
他联系许兰洲管辖的兰州军械厂,把旧机器转给他们—-对他们来说在贫瘪的西北这也是好东西,兰州军械厂主要进行步枪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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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沈阳辗转运过来的机器,他作了充分的效率利用:汉阳兵工厂实行三班倒,每周日歇一天保养机器。从原料到生产品质到设备的有效运转,他都用严格的制度来保证。他用了几个很“守规矩”的人,分别担任每一阶段的监督。另外为保证工厂的稳定运行,张孝准还通过省长夏寿康单独建了座发电厂,并很快制定了兵工厂的扩建计划。只要有机器,投入上没有问题。
这让张汉卿很欣慰,也坚定了把汉阳兵工厂做大做强的信心。他盘算着,现在每月5门大炮、6门迫击炮的产能是没有问题的,再有机会从沈阳运一批机器来,有能力翻倍。
对另一位日本人称之为中国三个半军事家之一的杨杰的任用就省心简单多了:有名望、有能力。所谓“三个半”军事家,三个分别是蒋百里、白崇禧、杨杰,“半个”就是历史上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他为革命只剩下一只眼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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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在此前十年的军阀战争中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屡屡战胜强敌。他曾和蔡锷并肩讨袁,之后和蒋百里、姜登选一道任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咨议,还兼陆军部顾问。他本想实行自己军事报国的志愿,但在看到北京官场的黑暗后,不久回滇任靖国联军第4军参谋长,朱德就是他部下。
但是他认为自己一腔报国的热血竟被置于军阀乱战之中,而民国一天一天坏下去,便息了争强好胜的心思,适逢父亲去逝,他便辞去了后来的靖国联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的职务,回老家守孝。
但是他军事报国的志愿始终没有放弃,在川期间,也曾经非常关注张汉卿的活动轨迹,对于奉系对日强硬的态度和自力更生建设的作法也是欣赏的。去年顾品珍为云南都督后,委任他为云南省留日学生监督赴日本,这是他二次到日。
他本来就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极大怀疑,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就要彻底铲除依赖外国人的劣性根。对于日本,他也是怀着一颗警惕之心,在前不久的除夕学生聚餐会上指出:“日本对中国之侵略野心,益更积极而不可抑制。”
蒋百里力邀其出山,他也有些动心。奉系在东北搞的皿煮风声水起,多方赞誉;人民党以其优秀的组织能力、宣传能力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民军和奉军有统一国家的实力,对他这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军界泰斗,如何为国家尽一份心力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他现在很倾向于孙逸仙的学说。
若不是蒋百里邀请,他还会在日本呆三年,然后毅然放弃中将头衔、以中校入日本陆军大学第15期深造,赢得“天才将军”的美誉。据说后来天皇还特意让人测量了他的脑袋,认为比一般人要大。
后世历史评价其“不仅有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教育工作,在创造中国的战略战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在改造中国军队、提高其战斗力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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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才怎能不延揽在麾下?蒋百里的亲笔信和体会到少帅的求贤若渴的心境,让杨杰接过了橄榄枝。人民军是自己的私产,杨杰被任命为武汉军校的教育长,仅次于自己这个“校长”,并实际主持校务。
张孝准在“研究战略”之余,也安排他来这里做义务教官,一来让他跟上时代,二来也给他清楚思路—-战略研究,也要根据现实情况有的放矢。
当然杨杰也不负重望,在其后不到两年时间里,以军校教育长的身份接任张汉卿的武汉军校校长,不经战场而由中将而上将,连升两级,被时人称之为“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他和蒋百里都是由少帅推荐,在奉系既未立军功又不直接带兵,却能够在军衔上节制诸将。
对此,张汉卿的理由是:杀敌固然功高,然能培养出百人、千人、万人之杨杰,却是缔造人民军的灵魂人物。通过编写军事著作,杨杰可以达到用笔杆子打击敌人的效果。
天公已经重抖擞,自己当然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张汉卿不拘泥于党派、信仰、出身来历,只要对国家有用而且愿意为国出力,自己就大力提拔,给他各种便利,又有什么不好?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认识到人民党、人民军是真的为中华民国、中华民族而奋斗,不怕他最终不跟自己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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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作法,不但在东北军中史无前例,即在当时南北新旧军阀统治的军队中,也是少见的。时人均谓之少帅知才、惜才、不拘一格用才,必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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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太保”在西北军中是怎样叫起来的,说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是在1917年前后冯玉祥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驻防湖南常德出任湘西镇守使的时候。
当时冯部拥有步兵四团,炮兵一团及骑兵、工兵各一营。以李鸣钟为步兵第一团团长,张之江为第二团团长,张树声为第三团团长,张维玺为第四团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刘郁芬为参谋长,至此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军官均为冯玉祥亲信,这是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的开始。
所谓“五虎将”,即宋哲元、鹿钟麟、张之江、刘郁芬、李鸣钟等当初的5大团长。他们久随冯玉祥,在冯部极有威信。因勤奋好学,埋头苦干,逐步崭露头角,历任管带、营长、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
在任湘西镇守使期间,他一面招募士兵、网罗|干部,一面将陆建章安插在第十六混成旅中的人陆续排挤出部队。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也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
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又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即:机关枪营营长韩多峰、一团二营营长孙良诚、三团一营营长韩复榘、三团二营营长石友三、三团三营营长赵席聘、四团一营营长刘汝明、四团二营营长佟麟阁、以及炮兵营长孙连仲,其余也都是营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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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营级军官,特别为冯氏信任和倚重。冯部官兵在艳羡之余,于是套用了京剧《珠帘寨》中李克用宠用十三太保的故事,将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韩多峰、佟麟阁、刘汝明、石友三、张维玺、程希贤、过之纲、闻承烈、葛金章、赵席聘等13名军官,也称之为“十三太保”。这名称的内涵既有戏谑,也有讽刺。
“太保”本是我国古代官职的名称,是辅佐太子的官。西北军中的所谓太保,显然是借喻
冯玉祥的这13名“太保”,从年龄上来说,大都是1890年前后生人,比冯玉祥年青一些。从籍贯上来说,都是北方人(淮河以北),比如石友三是吉林省人,过之纲是安徽省蒙城人,韩复榘是河北人,韩多峰是山东人,我把他们都称之为北方人。实际上冯玉祥西北军的成员,大抵也是北方人。
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所以得到冯氏的信任和倚重,除了这些人禀承了西北军的传统能忍艰耐苦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勇敢善战,一是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凭心而论,在正史上冯玉祥的“西北军”是各路军阀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
但真正有规模的“西北军”是在“北京政变”后、冯任国民革命军司令后独占大西北后才逐渐形成的,此时冯系势力因无发展空间,远没达到那种规模。
这些将领中,张汉卿最熟悉的莫过于宋哲元、佟麟阁、张维玺、韩复榘了。在这风云突变之际,张汉卿决定先从张维玺下手。此时他驻守在六安,正与人民军先头部队接上头。
张维玺在幼年时代曾经读过几年书,从军后又勤奋好学,博览兵书,在西北军里有“儒将”之称。
他不仅自己好学,对部下军官随时组织读书会,亲自督促他们学习文化和钻研武学书籍。张维玺当营长的时候,冯玉祥曾委托他编撰一本《军士勤务书》,作为连队中当班长的平、战两时职责、任务的规范准则。
这是因为张维玺是从当学兵出身,对于军士勤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这本书写得很好,深受冯玉祥赞赏,印发全军军士人手一册,奉为圭臬。张维玺为撰写这本书而劳累过度,影响了目力,成了近视眼。
当时冯先生所部第十六混成旅,上自旅长,下至伙夫,全旅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当张维玺向冯玉祥请示配制眼镜时,冯曾问他不戴眼镜能看多远?他答说能看五、六米达。从此军中就给他起了两个绰号:“六米达”和“张瞎子”。
张维玺擅长练兵,他对于练兵有独到之处,在西北军的同行中很少能出其右者。每届年终校阅时,无论是学科、术科、操场、野外或内务、卫生、军纪、风纪,张维玺部部是名列前茅。
就这样一个人才,却为冯玉祥所不容。据“奉情局”的消息,原因如下:
1921年春,冯玉祥得知曾与已结下夙怨的鄂督王占元将由武汉乘京汉路火车晋京公干的消息,曾经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密议,在王占元路过信阳车站时把他扣留,要挟他清还积欠半年的全旅粮饷。
由于张维玺与王占元同为馆陶县的小同乡,张维玺竟把这个秘密计划偷偷地透露给王占元。王占元遂改道乘船至南京,转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冯玉祥对于王占元的忽然改道,断定有人泄密,经过百般访察,始知是张维玺所为。
但一因此事不便向外张扬,二因正值部队即将开拔,张维玺身任团长,且系一员有勇知方的战将,当时冯玉祥姑且隐忍未发。及至萧耀南从信阳抢占列车运兵鄂省时,张维玺知道冯玉祥不敢在明面上反对吴佩孚,因此驻守车站的他下令不予阻挡。
于是冯对他新旧账一齐算,用这个理由就把张维玺的团长职撤掉,转任师属修械所所长,这是一种降职降级的待遇。张汉卿就利用这一点,他派于学忠夜会张维玺,进行劝降。
于学忠在武汉与张维玺曾有一面之缘,彼时不过是一营长,不出两年时间,一跃而团长、旅长,现在是代理第8师管有1万5千人的少将师长了,估计要不了多久,第三颗星将会让他的星辉更灿烂。两人多年前即已惺惺相惜,此时相见,大有不胜唏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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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玺还在等待冯玉祥再复召用:冯一手训练出来的官和兵,尤其是军官,是轻易不让走开的。犯了过失的,或撤职或降级,过了一段时间,仍可恢复原职原级,并且不影响升迁。
但是于学忠带来张汉卿对他的赞赏却让他非常动心。张汉卿允诺:只要张维玺肯加入人民军队伍,立即将是少将旅长军衔。有于学忠这个例子,张维玺不由得不心动。张汉卿知人善任的名声在外,而且人民军如今的力量也大有席卷天下之势,作明星还是泯然众人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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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出身平民,因而能接近下层,与士兵同甘苦,从而得到下级的拥戴。但冯氏的带兵方法却是封建家长式的,甚至对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也是呼来唤去像对小孩子一样,像韩复榘当了师长以后还曾被冯氏当着士兵的面打了40军棍,毫不留情面。
这种带兵方法加上其它因素,导致冯系军官后来的纷纷背叛。张维玺也曾被当众打过耳光,记忆深处对冯玉祥的管教非常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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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交手已落于下风,与其碌碌在冯玉祥帐下做一败军之将,何如另起炉灶,打开一片新天地?于是在一个月高夜黑的晚上,张维玺投奔了张汉卿。
张维玺的到来,让张汉卿非常高兴,他兴奋地对张维玺说:“你来了,人民军中多了一员猛将。”可是在他心中,让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此时名不见经传、正史上后来成为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的张自忠。
张自忠刚毅寡言,但有较高的带兵天赋。在他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
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126名士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十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从这时起,张自忠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风格已经十分突出。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正如士兵们在歌谣里所唱的:“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
后来,因张自忠对于违反军纪的官兵常说一句口头禅:“看我扒不了你的皮!”于是,被官兵们冠以“张扒皮”的诨号,全军上下无人不晓。一首顺口溜说:“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张扒皮”的浑号使人误以为此公是个无情无义、粗暴蛮横的武夫,实则不然。张自忠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义和“恩威并用”的运用之妙。以打军棍为例,张自忠并不是遇过即打,滥施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
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军棍是十分讲究轻重分寸的。
这样一个人才,怎样才能招到帐下?用金钱、名誉来引诱这位一身正气的年轻军官无疑行不通。如果可行,搞不好张汉卿会对自己的看人能力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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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这么快入鄂,对各方而言均是不小的震动。尤其是步兵第5师,连续5天急行军,行驶近八百里,硬靠两条腿跑出来了。就是这一役,第5师创下了“飞毛腿”的美称,而李景林则因此跻身于奉军五虎将之列,让各方瞩目。
作为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曾被称为“The Biggest Man in China”,可以译为“中国最强者”,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到的代理人。他们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要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湖北一直是直系势力范围,吴佩孚也一直将之视为自己后院。汉口、武昌的相继丢失,使各方军阀对吴的实力产生了怀疑,英、美等国也深表关切。
而再一次一鸣惊人的张汉卿现在正为在湖北驻扎的合法身份而向中|央讨价还价,他想被任命为陕甘鄂巡阅使,使其干涉湖北局势在法理上成为正当。
吴佩孚态度鲜明地否定。不谈这将会给人民军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好处,就凭张汉卿以一个后辈的身份做三个省的巡阅使就不能接受。想自己经营多年,也不过屈居一个直鲁豫巡阅副使,实际上还管不到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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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奉系的影响之大是他始料不及的。首先张作霖为此不遗余力地奔走,表示人民军受鄂省人民之托打败王占元,此时又在稳定川、湘边境,其功非小,授予巡阅使之职理所当然。
京津经济界人士也发起请愿施加压力,认为张汉卿有画笔点睛之能,定能够稳定武汉已经濒于崩溃的经济;中|央政|府中奉系各总长以及外围人士也持续施压,认为现在鄂省形势,非张汉卿无人可以被各方接受。
而同为直系一脉的王占元和王承斌也为张汉卿说话,就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王占元自从容北上天津后,他的渲染也让吴佩孚在直系中的名望一落千丈。无论怎么说,近在咫尺的萧耀南部乘列车南下没跑过更远的人民军两条腿,用什么原因来解释都行不通,只能被理解为借刀杀人。可是同为直系一脉,在这关键时刻,主帅还做此亲痛仇快的事,不能不让人怀疑吴的肚量。基于这个愤怒,凡是吴佩孚反对的,王占元则极力赞成,至不济也要恶心恶心他。
直系原本三大支流:吴佩孚、王占元、王承斌,现在王占元倒了,吴佩孚的力量更显突出。作为北京市长的王承斌对此极为忌惮,他不断向奉系输诚,并劝说曹锟不要在此时和奉系交恶。目前湖北在事实上已经被人民军占领,一个名义上的巡阅使职务并不能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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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了授予张汉卿陕甘鄂巡阅使的要职。这使得张汉卿继张作霖、曹锟之后成为民国史上第三位身兼三省的巡阅使,其权力影响甚至还大过曹锟。
此时湖北的局势错综复杂:西北人民军控制鄂西北沿汉水流域各个城市:襄樊、宜城、钟祥、京山、应城以及孝感。在第4骑兵师进入汉口、武昌后,第3师在其后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荆门,一部赵鸣皋旅奉命调往宜昌与湖北第3混成旅王金山部、第18混成旅赵荣华部合兵一处共御川军。
赵恒惕在王占元下台后少了进兵的借口,陕甘鄂巡阅使张汉卿及省长夏寿康命湖北18师孙传芳部及第8师王汝勤部防守蒲圻,并派出代表与与湖南作和平接洽,自己亲率骑兵师一个旅自汉水启程督战。韩麟春驻省城改编湖北第2师并安排防直事宜。
张汉卿赶到宜昌时,鄂军几乎已大溃。
本来王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应该占据人数优势,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不过等到张汉卿亲到宜昌视察前线时,战场上仍在继续。有数百人的一支队伍不管身边逃窜的友军和压上的川军,毅然坚守前沿阵地,在川军正想一股作气时,突然来了个漂亮的反冲锋,一下子便把眼看着胜利在望的川军打懵了。
因为人少,这支部队也不恋战,迅速撤回阵地,稳住阵形。然后用前线丢弃的机枪群组成一道火网,把川军的第二波攻击打了回去。
这两次对峙,给张汉卿的援军争取到了时间。赵荣华闻张汉卿到前线,也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
对于战场上的虎将,张汉卿从不吝褒奖之实。这差不多只有一个营的兵力,竟能挡住川军不下两千人的冲锋,军官的胆量和能力都值得敬佩。张汉卿问赵荣华:“那支挡住川军的部队,负责军官是谁?”
赵荣华不假思索:“于学忠。”他能一口叫出名字,是因为他是自己胜似胞弟的亲人。
18混成旅旅长赵荣华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本来只是一种报恩的想法,想不到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得其死力相助。
张汉卿所高兴之事,倒不是打了胜仗,而是找到了于学忠这个当年被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毛爷爷等竞相青睐的优秀将领。
本来正史上这次是吴佩孚看中了于学忠,但是最终于学忠还是投奔了奉系。历史上张作霖父子也对于学忠信任有加,“9•18”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张学良把东北军全部交给于学忠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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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学良准备发动“西安事变”时,于学忠曾问过张学良:“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道:“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于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后来,“半途而废”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陪蒋上飞机前,张学良再一次把大部分东北军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于学忠掌管。
此后的于学忠,将知遇之恩置于首位,处处以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逆势而动:他曾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4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一直没成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爷爷亲自点名让他做赴朝慰问团团长,他却拒绝了这次莫大的荣誉,因为他觉得自己“凡事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会好过点。”他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在张学良90岁寿辰时,他辗转听到这些话后不胜感慨,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蒋介石对于学忠也颇为欣赏。蒋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下对将领们的评论。对于学忠颇为欣赏,说他“两眼炯炯,对人忠诚,是一将才。”这也是蒋介石“灭了”杨城虎、软禁张学良、却对于学忠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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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于学忠曾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周恩来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学忠于是通过法院,把财产妥善地分给了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自己一分钱没拿。
正史上于学忠跟随张汉卿还要到5年之后,既然吴佩孚“放弃”了这次机会,他当然要“掠美”了。他以陕甘鄂巡阅使的身份大大赞扬了于学忠,说:“让于营长跟我去做团长”。为表达对其的善意,他也重用赵荣华,对其战败之事充耳不闻,反表示要呈请中|央政|府,晋升其为师长。
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嘛。为了获得于学忠的忠心,赵荣华就是再平庸,张汉卿也要让他在风口里飞上天。
为尽快解决鄂西纷争,张汉卿准备先稳住刘湘,再返回收拾鄂局。于是通电刘湘表示:“刘军长为重庆护军使,职事繁忙。王占元既以被逐,当由鄂省人民完成自治事宜。川军入鄂,于理不合。学良30日通电明志,将力保鄂省之自治不受干涉。川军若决意再战,当电请中|央政|府,明令讨伐。”私下里,派代表接洽刘湘:“鄂省自治已成定局,如刘部依约退出湖北,当电请北京政|府,允兄以四川督军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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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原想着趁湘鄂大战暴发之际,趁乱扩大地盘。此时湖南赵恒惕停兵,湖北政局已定,自己久攻宜昌即不下,奉军少帅亲自驭久胜之兵已增援至,料难再有进展。且奉系已控制中|央,实力雄厚,自己偏居东川,定无实力可以抗拒,且名不正言不顺。不如就此罢兵,既卖了少帅面子,也体面撤出鄂西偏僻无用之地。于是以“鄂省既安,当依约退兵,以不负援鄂之原意也”为由,率兵退出秭归,并相继返回巴东。
三路军退了一路,再应对另两路就从容多了。张汉卿把人民军分为南、北两路,与直军、湘军均成对峙之势。对直军不好动手先发第一枪,打赵恒惕就没有这个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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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球踢到樊耀南这边了。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得不像话的少帅,樊耀南却感觉到压力山大。这是多年的军旅生涯和权柄带来的压迫,也是其快刀斩乱麻的决心的感染。
“不换脑袋就换人”,说得何其的决断!他甚至认可了这么一种可能:如果自己再不表态,人民军入疆后第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就将是他。
“少帅,樊某为疆省二百三十万百姓,郑重接受这个职务。考虑到疆省民族情况复杂,有些做法还是不能太过激进,但我将努力配合少帅的思路,给少帅打造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省主席这么一个重要的职务,就在两人这么一谈一复之间敲定了,这是不是还有“私相授受”的意味?反正张汉卿没认为会有什么阻力,而樊耀南也没质疑张汉卿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央表这个态,一切都很自然,这就是民国的现实。
成为人民政|府旗下一员,有些话就可以讲了。张汉卿仔细询问了疆省军政人员的情况、军队的组成和能力等,樊耀南都一一回答了。他本来就是多年的军务厅长,自然对军队的情况相当熟悉,对官员们的状况也都如数家珍。至于开发新疆的机会,他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最通透,早有想法:
“要守住这么大的新疆,光凭现在的两百多万人是远远不够的。有地无人,历来都不是安稳之源。当年要不是东北闭关,远东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俄国攫走这么大的领土?近代中国没有像其它很多殖民地一样被灭国,人口多是主因之一。
所以要开发新疆,不移民不行。北疆有很多土地可以耕种,完全可以养活十倍于目前之民。
目前看来,确实如少帅所说的,是缔造新疆为西北稳定大后方的最好时机。英国在战后元气大伤,短期内已无力在新疆再掀波澜;苏俄内乱渐熄,其已经在筹划经济建设,这些外部势力的潜伏对我们是一大利好。
从内部而言,少帅携重兵入疆,完全压制省军,就可以从容洗牌。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归化军的改编能否成功,二是能否预防少帅离去后可能的反复,不知少帅有何对策?”
能想到其后很远,确实是个人才,不过张汉卿早有结论:“军队改编,我们早有成熟的经验。归化军和其它驻军都将按照西北人民军的架构进行整改。此次入疆,我们已经务色好了几十个有一定经验的军官和政务干部来担任疆省的高级军政人员,我可以先透露一下。
原驻扎唐努乌梁海的唐聚武旅长已经奉命担任新疆督军署的参谋长,他正在赶来的路上;您担任省主席后遗留的职务由两人分别担任:张作舟为省武警部队司令,张树森为外交特使,将撤销外交署长一职;其他像省委书记等的人选都要任命并筹建各地的党组织。
至于驻军,除了一个营的兵力作为省城卫戍之外,人民军大部将暂时离开新疆,但是会额外安排军屯的试点。您知道,要完全保证这么大地方的安全,230万可远远不够。
试点成功后,将来会安排大规模的移民行动,让这块热土成为保障我西北边陲的要塞!我的军屯想法,是亦军亦民—-平时务农,战时可以迅速组织成军,他们将是新疆未来军警力量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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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耀南怦然心动,原来少帅对新疆的未来已做了充分的规划,特别是他的军屯的想法,是非常贴切新疆现实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能对归化军的改编充分完全的话,凭省府的那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有什么翻天的机会的,这样的话,他的省主席的位置也会做得很踏实。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他和张汉卿又深入聊了许多新疆的政治风土民情,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让他欣喜及激动的是,年轻的少帅虽然没有来过这里,却对新疆的一切似乎都很熟悉,对如何迈好各民族融合这一步有深刻的理解。这在当时的中国政要中间都是相当难得的—-其既没有孙逸仙五族共和的局限,也对预防和打击民族激进主义势力有深刻的警醒和见识。
基本上,张汉卿认为民族这个东西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需要全面地看。但是也不能矫枉过正,把自己的手脚都缩住了。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公正:不管是哪个民族,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切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制和法治的轨道下运行才好。在政治上,没有所谓的民族特权,那是作茧自缚。
狗都通过撒尿确定地盘,人的地盘意识更强。一旦你给了有些人想象的空间,他会比你能够想像的更远。至于有些民族政策,开始看来是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爱护,但当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变了味,比如人口政策。
维族人1900年人口100万,到正史上1950年为320万,张汉卿穿越达前1000万。新疆这时候虽然人口相当少,但是汉人仍然占了一半。可是按照那个计划生育政策,汉人的生育能力被极大约束,而少数民族却放开了生,以至于在1950年代大规模移民后仍然无法有效控制全疆。
张汉卿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赞同各民族皿煮地分配自己的话语权,当然也要对极少数民族有政治上的优待。但是这个话语权只能是适当的、不能以牺牲其他民族的政治权利为代价的,那种自我阉割的蠢事他是不会干的。
两人聊得很投机,彻夜无眠。张汉卿隐晦地表示未来的新疆民政要以樊耀南为核心,要他放手去做;樊耀南也雄心勃勃地要大干一场,他们甚至还聊到了在新疆建一所有影响的大学、勘探石油和在近期筹建一条接通甘肃与苏俄的国际铁路。
宾主尽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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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劳累,樊耀南第二天一早便要回省城向杨增新等人说明张汉卿的政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对峙,让疆省再起波澜。这种人事上的大动荡,省城诸要员若说没有想法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却没想到,这种动荡是如此强烈。
在迪化督军府,杨增新阴晴不定地听完樊耀南斟酌良久的表述,沉默不语。虽然张汉卿允诺了他仍然作为新疆督军,但明眼人都知道,他的权力已大大缩小。以樊耀南的能力和名望,他在坐稳了省主席的职务后完全可以和自己分庭抗礼。
这也就罢了,毕竟樊耀南是自己很看好和倚重的,也相信他的人品不至于真正威胁自己的地位。但是那个省委书记是干什么的?民国只有督军和省长,哪来的这个职务?
还有武警部队司令和督军署参谋长都是极重要的,这两个职务如果被少帅拿到,归顺化到底姓杨还是姓张?自己岂不成了被架空有督军,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不过张汉卿携重兵而来,老子又是名正言顺的自己的顶头上司,有些话他自己是不好说的。但这不代表没有人会替他开腔,至少在坐的军政要员们已经有人带头炮轰了樊耀南。
“不简单呐樊厅长,让你代表督军和人民军交涉,你倒好,两天功夫头衔换成了樊主席回来!你敢说没用督军和那位姓张的达成交易?你到底是姓张还是姓杨!”
领头开炮的是政务厅长金树仁,在新疆,樊耀南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声望上压他一头的。在信任程度上,明显地杨增新也是更青睐前者。现在,有机会向杨增新使绊子并借机向其开炮,金树仁当仁不让。
“金厅长,你不要忘了,新疆还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督军也还是中华民国的督军!张少帅受蒙疆经略使张大帅之命入疆巡察,我作为新疆的军务厅长责无旁贷要服从!你问我姓张还是姓杨,我是既姓张又姓杨!
倒是你金厅长,你一直反对少帅入疆,甚至要以武相抗,到底要把督军置于何地!刀兵一起,你想让督军背上抗拒中|央、糜烂地方的责任吗?!”
面对樊耀南的质问,金树仁气势为之一夺。看不出,以前文弱低调的这位军务厅长,竟然有如此的胆量敢向自己发炮。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还真没有什么好回敬的,只能另辟蹊径。
“督军督军,樊厅长旦得对督军有一丝情份,就不会同意人民军控制新疆军政的种种要求!怪不得人说你‘谨慎小心,未睹霍光之过;谦恭下士,颇有王莽之风’,我看这话说得不差。你在那位少帅面前是得了好了,可是想过督军的处境吗?想过这里各位同僚的结局吗?”
既已撕破脸,金树仁则无所不用其极。他这话说得极重,那是讽刺樊耀南如霍光一般擅权,如王莽一般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呢。不过这些比喻,到底是大家的共鸣还是他个人的心思,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不过对于各自的未来处境的这番提醒倒真激起大家的共鸣了。张汉卿明着要拿下省主席、军务厅长、督军署参谋长几个要职,确实引起大家的恐慌,这少帅胃口不小啊!入疆之后,还有大家伙们的活路吗?

精彩小說 穿越民國之少帥春秋討論-第467章 試探讀書

穿越民國之少帥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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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靖国军来说,直系在陕西若是取代了皖系,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孙逸仙在上海处在另一个低潮,为能留下一块革命的火种,将全军交于奉系是更好的选择。
而且张汉卿西北人民军的种种利国利民之举,正是胡景翼多年所想。于是张汉卿的提议被接受,双方同意靖国军归许兰洲节制,择机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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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形势错综复杂,直、皖、奉、本地派和之前的援陕部队混杂在一起,这种军事之外含有政治斗争的局面如果处置不当,不但会浪费这来之不易的好机会,还会使加入两个新师的人民军增添变数。在这种情况下,10月初,张汉卿经热河、察哈尔入陕,全权处理西北事务。
再度莅临西北,他底气十足,提出一个办法来,通电各方:“为减轻陕西人民负担,外省军队都撤出陕西去,西北人民军、冯玉祥部队都维持现状。”
表面上看,这一个通电是最公平不过的了,也打着为陕民着想的名义,让人不好推辞。咱们这位年轻的少帅以身作则,主动在优势条件下提出维持现状,别人还有什么不满的?
所以这一结果立刻为中|央所接受。徐世昌总统特意询问了曹锟,这位直系大佬没有作声。但是吴佩孚却大为不满,因为人民军越过直奉先前认可的分界线,夺取了陕西汉中大片地盘。维持现状,就是任由把他们的胜利果实消化掉。
可是人民军有四个精锐师,而且使用武力那就是全面对奉撕破脸皮,他并没有作好准备,所以他征询曹锟意见。
对此曹锟很理解地说:“陕北贫穷,张作霖家的小子在那里呆不下去了,自然要找个富裕点的地方。以我对张作霖的了解,他吞下去的东西你就别想再拿回来,除非用抢的。我看他家那小子和他是一个作风,维持现状就维持现状吧,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
老大这样说了,吴佩孚也只能认了。吴新田的第7师退回湖北,冯玉祥没了倚仗,又正在努力想吃掉阎相文留下的第20师,只能捏着鼻子同意休战。
这样,人民军已先一步占据陕西的主动权,导致冯玉祥在陕南只占有小块地盘。东有河南督军赵倜暗附奉系且有老上司吴佩孚在彼练兵、向南即是素有旧隙的湖北直系王占元传统地界,再加上无法左右陕省的行政资源,冯玉祥发展受到阻碍。
但陕西之变顺利扫平,也算张汉卿的大功一件。反正陕西北部和陕南大部都已在人民军体系的控制之下,张作霖授意靳云鹏政|府发表委任公告:“韩麟春升为陕西督军,张汉卿任陕甘巡阅使兼甘肃督军,许兰洲为陕北护军使,冯玉祥为陕南护军使,镇嵩军司令刘镇华为省长”。
这个时候,刚刚踏过黄河的张汉卿还不知道他已经从甘肃督军又升到了陕甘巡阅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老爸平起平坐了。
沿黄河边由陕北榆林向陕南行进,在河曲对岸,张汉卿与闻讯赶来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就陕西局势作了坦率的交谈。
按理说,以张汉卿目前在西北的实力和个人的地位,不至于让阎锡山这位民国大佬屈尊郊迎的。不过久居山西的阎锡山还是决定低调看看奉系究竟打得什么牌,他还想从张汉卿嘴里套出一些他想知道的事,以探探政治上的风向。
张汉卿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相当地位的一代霸主,尽管在历史书上读过他的不少传记和传说,真的见到其人,却没起什么波澜。自从见过袁世凯、段祺瑞、蔡锷与蒋百里等人后,他对名人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一是他代入感很强,自己在一系列的事件中已经紧紧地与时代连为一体,也已渐渐成了时代的名人;二是他天天就和这个时代一堆很牛叉的人在一起,如张作霖等,本身就是一个大腕,久入兰室不闻其芳,感觉也就如此嘛。
阎锡山此时也没有达到后来的地位,不过征兆已经有了。他文有赵戴文、武有商震,麾下还有两个师及不知多少的地方驻军(情报部门说是不下七、八万人,并能够在短期内武装至少十万众以上),加上山西有丰裕的煤矿资源,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是个可以交恶的对象。所以张汉卿主动放低身段,执后辈之礼向阎锡山问好。
阎锡山十分关心西北军的动向,他自民国初年坐稳了督军位置后,通过其高超的“太极”功底,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硬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他做事奉行“中的哲学”,严格执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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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策后来被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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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经过8年来的一系列动作,已使山西牢固得像铁筒一般。山西在民国初年本就富庶,这地区又从没有遭受兵灾,是军阀混战中的世外桃园,可谓北洋政|府的“模范省”。
张汉卿可不想得罪这个“土皇帝”。阎锡山是拥有地利人和之利的大军阀,山西以东又紧接直系势力根深蒂固的直隶,处理得不好,直、晋联手,真能将他的“西北军”连根拔起。正史上直系仅凭一己之力,就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痛快淋漓地击败奉军在关内的势力。
现在虽然奉系的实力与史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能团结的力量,最好不要得罪。
张汉卿此次入陕,是要解决直系对奉系的威胁。本来曹锟为直系首领,稳坐直隶。曹锟胸无大志,手下只有其弟曹锐的一个师是其嫡系,剩下数个地方师都碌碌不足为惧。倒是吴佩孚虽然名义上头衔“直鲁豫巡阅副使”,虽然要比曹锟这个正使低那么一级,但是凭着手下的6个师及4个混成旅,隐隐约约有后来居上之势。
此时吴佩孚远离北京嚣扰,专心在河南练兵,可是不能小觑之人。张汉卿有心将冯玉祥赶出陕南,这样,可借用河南督军赵倜的影响,或可控制京汉线,使吴面临两面夹攻之隐患,又可将湖北、江西之直军拦截开来,使之战略态势不容乐观,从而推迟可能的直奉大战,给奉系发展留出时间。
所以张汉卿的低调,既是考虑到现实状况的曲身,又是对这位民国大腕的尊重。当然,他的尊重不是在人格上,而是对他的实力的敬重上。
他来此,就是要打消阎锡山对自己在陕西一系列大动作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在自己力量还不足以对晋系有压倒性的优势之时,多惹一个强敌是殊为不智的。一番寒暄后,他开始了他的又一轮试探:
“世伯,学良此次入陕,是奉了中|央政|府的命令调停在陕各军的纷争的。
前次直皖大战,试出了国内一些地方势力的嘴脸,所以家父和曹帅、吴帅一合计,准备乘此时机消除皖系的羽翼。这不,小侄为前驱,吴帅在南面呼应,大军一到,乾坤立定。
陕民贫困,早已厌恶纷争,小侄入陕,当以息兵乱治民生为己任。世伯久居晋省,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也是小侄有勇气入陕的另一大支柱。尚未入陕之前,小侄已约束部队,不得过黄河、不得有与晋军争执之情状。
当然,小侄兵少将寡,世伯如能援手,晋军西进,共同治陕,也能解小侄一分压力,算是小侄的不情之请了。”
阎锡山心里一动,张汉卿一番话让他本来就有想法的心理更加不争气地活动了好一番。值此乱世,谁不想自己的地盘变大?
只是他从来标榜“保境安民”,无出兵之道义,原先又忌惮陕西属于段祺瑞一系,不敢押宝而已,实质对陕西乱局早有垂诞之意。张汉卿不知天高地厚,还打着和自己瓜分陕西的诱惑让自己当前驱,不过这不正好有了出兵的名义?
他试着说:“世侄是期望阎某派兵入陕,你就不怕你我两家过后有了争执?”所谓争执,无非是尾大不掉的潜台词呗。
张汉卿岂能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他只是装傻而已。与其被动地等着晋军介入,不如敞开天窗谈利益。相信以阎的政治智慧,用不着多点,好处坏处他肯定门儿清,历史上阎的小算盘一向打得很精。
之所以还要“屈尊”前来,是真的怕他脑袋被门夹了怎么办?
也因此,张汉卿点明了他此次前来,是直奉两系妥协的结果,根本没晋系什么事。不过他们真要掺合着进来,也得有些预防不是?
“世伯说哪里话!晋军久不出山西,天下人都以为世伯一腔热血冷了。想当初世伯辛亥革命首义,天下闻名,又能历多年变故而不倒,并毅然提出‘三不二要主义’,使晋省独竖一帜,世伯岂是甘居人下者!家父常和小侄臧否人物,对世伯的韬光养晦是极为推崇的,常说要不是东北多事之秋,他也想效仿世伯,做‘保家卫乡’的忠实拥趸呢。”
阎锡山的惊讶如当初刘备失箸的场景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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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在北方的形势渐渐平稳之际,地处西北腹地的陕西此时却各方势力云集,直、奉两系均欲以此为双方实际势力范围划分界限。
长期以来,驻扎在陕西的主要兵马有:靖国军、以奉系许兰洲为首的援陕总司令部、以皖系督军陈树藩为首的陕西护国军和以省长刘镇华为首的河南镇嵩军。
在这几股势力中,靖国军力量虽然谈不上最强,却是很有来头。还在1917年9月,孙逸仙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发动了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西安的耿直,响应孙逸仙纷纷起义,举起了倒陈伐段的旗帜。之后,胡景翼、曹世英也赶到三原,两军会师,成立了陕西靖国军。
靖国军以凌厉的攻势摧毁了陈军在西安西郊的防线,从西、南两面包围了西安。在靖国军东西两路大军的夹攻下,陈树藩惊慌失措,一面向北洋政|府告急,要求增援;另一方面以省长相许,向豫西的刘镇华求救。
刘镇华本来就是个鼠首两端的野心家,对自己盘踞于豫西一隅早就不满。陈树藩的求援,是肉饱子打狗,正好合了刘镇华的野心。于是,刘镇华亲率5000人马,号称“河南镇嵩军”,开进潼关。刘镇华的入关,对靖国军十分不利,但是刘镇华也从此留在陕西不走。
胡景翼审时度势,下令靖国军从西安撤军。西路军退回三原、泾阳、富平,以泾河为防线。东路军回到渭北原先驻地休整。
靖国军作战虽勇敢,但缺乏统一的指挥,这是军家的大忌。胡景翼、曹世英、刘允丞等商议,决定请在上海的于右仁先生回陕主军。1918年8月,于右仁从上海回到渭北,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从北京回来的张钫担任了副总司令,全军实行了统一的编制。设靖国军总司令部于三原,以驱逐皖系督军陈树藩。
四分五裂的靖国军,从此有了统一的指挥,但靖国军仍处在陈树藩的包围之中,处境仍然十分危险。胡景翼决定向陈军包围薄弱的东部发展。
胡景翼去渭南固市找故友姜宏模,姜宏模建议其和陈树藩和谈,胡景翼接受了姜宏模的建议。但出人意料的是,陈树藩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借和谈之机,将胡景翼劫持回西安,拘禁起来。
当年11月,北京政|府以奉系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指挥甘军、川军、晋军等入陕“围剿”陕西靖国军。张作霖当时羽翼还未丰满,自然以段祺瑞政|府惟命是从。奉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许兰洲部大将李景林部善以敢打快冲的本色,三战三捷。
郭坚和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叶荃部合力抵御许兰洲于武功、扶风之间的杏林镇,相持两个多月后,败而退守凤翔;又被围困数月,交通阻隔,城内弹尽粮绝,军民交困。
郭坚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力竭势蹙,乃与张钫、樊钟秀会商,决定“联许倒陈”,与许兰洲局部议和,靖国军一、二路军接受改编为援陕军第10旅,许兰洲遂获得渭河以北各地大片地域,被中|央政|府委以陕北镇守使之职。此后靖国军余部退往陕北边区。
直皖战争爆发后,敌我阵营再次划分。因原陕督陈树藩抗不交权,按直、奉双方协议,许兰洲率部南下渭河,与皖系督军陈树藩部战于咸阳,并逐渐占领宝鸡、汉中诸地。靖国军经过休整后,整军复出,恢复陕北以东地面。
9月,阎相文奉命以驻河南南阳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主力进攻临潼直趋西安,以驻湖北的吴新田的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西安;自己则亲率第二十师随冯玉祥的先遣部队西进,准备武力接收。
陈树藩得知阎军西进消息后,一方面向曹锟、吴佩孚表示愿意放弃陕督地位,另一方面却积极调兵遣将,欲同直军决战,维持皖系在陕西的统治。为了改变不利局面,他决定以释放胡景翼为条件,和靖国军讲和。
就这样,胡景翼结束了近三年的囚禁生活,回到了渭北,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时任陕西省省长的刘镇华,左右逢迎,两面讨好,实际上却暗中支持直军,拆了陈树藩的台;多年坚持反陈斗争、已占领渭北广大地区的奉军属陕西靖国军一部,客观上也给阎军入陕驱陈的军事行动帮了忙。
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陈本人于9月15日带领少数卫士逃出西安。9月17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吴新田的第七师和阎相文的第二十师会师西安,阎相文不等中|央任命,当即就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由于出卖陈树藩和帮助阎相文有功,由皖系转为直系,保住了省长职位。
战后直、奉矛盾也体现在陕西。在分配地盘上,阎相文坚持按战前所约定的以渭河为界,这样奉军须退出已实际占领之渭河以南宝鸡半边、汉中市、西安东北角及渭南以南小部。
当然张汉卿不会让出这块到手肥肉,他派人通知许兰洲:“在实际占有地域绝不可出让半分,陕西划分一切事宜,均由奉军总部作正式统筹安排”。
直系大佬曹锟因为张汉卿以两个总长的代价换取其对陕西的纵容,对奉系的“捞过界”的行为持默认态度。
此时陕西驻军各方驻军已多达10万余人,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陕西人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阎相文自登上督军宝座,因为政令不出三地(直系仅实际占有渭南西安、商洛、安康三地),非常不满。他根据冯玉祥建议,准备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威胁或引诱等手段分化陕西靖国军,加上郭治军不严,部下掠民等胡作非为之事时有发生,为阎相文镇压提供了口实。
10月13日,冯玉祥按阎的手谕,在西安西关军官学校宴请郭坚。郭带少数随从前往赴宴,当场被抓捕后枪杀。
这急功近利的鲁莽做法,激起了靖国军将士的愤怒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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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虎视眈眈的张汉卿立刻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但在政治上完全有理由压制皖系的兵马,在军事上扶持陷入分崩离析的靖国军对奉系名正言顺的成为“铁三角”之一极也是有好处的。他授意许兰洲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阎的行径。
张作霖对此也表示“非常震惊”,严电命令吴佩孚彻查阎相文,并措辞严厉地要求中|央不承认阎的督军职务,并电示直系首领曹锟,要求直军完全退出陕西。
同日,张汉卿电称将郭坚所遗第10旅与“援陕军”的一个旅合并为西北人民军第5师,兼由许兰洲节制。同时命令韩麟春调西北人民军骑兵第4师迅即出动,陈兵于汉中、宝鸡要地,宋九龄第2师兵出兵宁夏盐池,接管陕北地界。
这一动作使容合了直、皖、奉诸系及晋、豫等地军队的陕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因目前直系尚无实力全面对抗奉系,阎相文受到吴佩孚的严厉斥责,以后整天吸食大烟,懒于军政事务,凡事多委托冯玉祥代办,时人有“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的说法(冯玉祥、阎相文均字焕章)。加上直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阎穷于应付,于同年10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陕西东部与山西以黄河为界,南接的湖北,东临的河南京汉铁路均为直系大后方,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吴佩孚有心回护,无力回天,只得匆忙发表委任冯玉祥升任第11师师长,以接替阎相文的地位并试图以抗衡奉军在西北的扩张。
张作霖不甘示弱,以倒阁相威胁,示意靳云鹏发表任命张汉卿为陕甘巡阅使的通告。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辽宁人王承斌三次到沈阳打老乡牌表示善意。
冯玉祥上台后,和阎相文一样,并没有放弃消灭靖国军的企图。不过他汲取了阎相文的教训,采取了委婉的做法。他派人斡旋,试图收编靖国军。这样,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冯玉祥控制了西安、关中、陕南大部。
坚守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胡景翼等只有两万人马,而且装备落后,粮饷不足,形势对靖国军十分不利,胡景翼等人为靖国军的前途日夜焦虑。
正史上刘允丞、续桐溪向胡景翼提出,接受改编,暂且换旗,保存势力,东出潼关的建议,得到胡景翼的赞同。为了稳定局势,缓和冯、胡之间的矛盾,北洋政|府派何遂来陕调解,决定将胡部改变为一个师,由胡任师长,直受吴佩孚节制。
但这次有了变化—-张汉卿正要收拾陕西地盘,怎会轻易让他得手?现如今张汉卿有甘肃在背后支撑,陕西是嘴边的一块肥肉,怎能让直系得逞?
虽然以于右任为首的靖国军高层遥遵孙逸仙为领袖,但这个团体文有于右任,武有胡景翼,都是鼎鼎大名的一时之杰,如能以国家统一之民族大义召之于麾下,对奉军实力的增强是不言而誉的。而且人民党以“三皿煮义”为口号,与孙逸仙之国民党有异曲同工之妙,想来在直系与人民党之间,于、胡会更倾向于后者。
他早已电示驻兰州之韩麟春派出代表接洽于右任,并电示许兰洲,以结盟形式与靖国军共管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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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高照,微波不兴。
大帅府内,奉军副总司令吴俊升、孙烈臣,总参谋长张作相,副总参谋长张汉卿、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常务副主席兼奉天省长王永江、财经委员会主任兼东北关税自主委员会主任潘复、自治政|府秘书长袁金铠等奉军政要员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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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吉田荗一道的有关东军高级作战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关东州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别人不知道这两人为何许人也,张汉卿对大名鼎鼎的侵华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可是如雷贯耳,这个可是让华北人民恨之入骨的侵华先行官!另一个河本,说起来也是很不简单:平行世界中的“皇姑屯事件”他就是主谋。而吉田荗,则在二战后做了日本的首相。
吉田荗开门见山:“我代表日本政|府,要求奉军立即停止对山海关一线的作战行动。大日本帝国在华北拥有无可争议的利益,日本国不会容忍任何可能影响到目前华北局势的举动。”
张作霖哈哈一笑,说:“日本政|府在华北的现有利益,张某也未有丝毫妨碍,吉田先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奉军入不入关,是张某人自己的事情。张作霖现在做的是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的主席,抗议的是中|央皖系不得人心之举,日本政|府未免管得太宽了!”
一边的河本大作怒容满面,他绷直了僵硬的身体,一字一句地说:“任何违背大日本帝国利益的举动,都被视为对大日本帝国的侵犯。张将军,如果不想与关东军兵戎相见的话,请立即退兵。”
张汉卿心中冷笑,“他妈的,欺负老子不知道吗?关东军这个时候只有2个师4万人,还要分散守住南满铁路一线,真正能打仗的部队只不过2万人左右。就算上在朝鲜的日军朝鲜军2个师团,总数也不过8万人,即使到1931年关东军才有3个师团的力量。
而目前奉军关内关外(不含西北军、蒙古驻军)已整编完成了9个师十几万人,此外总部几个辎重兵团和炮兵团都在筹建中,只要肯花钱去实弹训练,要不了多久就会形成战斗力。真打起来,对日本驻关东及驻朝鲜的部队将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此外奉军在家门口作战,后勤便利,人员补给方便。恐吓的战术对他根本不灵。
历史上1884年日本在旧式军队的基础上首次组建了6个正规陆军师团,即第一至第六师团。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又组建了6个正规陆军师团,即第七至第十二师团。1907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再次扩充6个正规陆军师团,即第十三至第十八师团。1915年,日本又在被其侵占的朝鲜组建了两个陆军师团,即第十九、第二十师团。这样,加上守卫日本东京皇宫地区的日军近卫师团及4个驻扎在各地的独立混成旅团,就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陆军主力平时的基本框架。
在不断的对外侵略扩张中,日本开始在别国领土上及被其控制的地区驻扎军队。如:1895年后在中国台湾组建日军台湾军;1901年后在中国京津地区驻扎日军华北驻屯军,1915年在朝鲜组建日军朝鲜军;1919年在中国东北组建日本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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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部队在当时被称为日军在其本土以外驻扎的“四大兵团“。它们有些由日军正规主力师团固定担任,如日军朝鲜军即长期由第十九师团、第二十师团组成;有些由正规主力师团轮流调防担任,如日本关东军;有些则由混成旅团或其它建制的部队担任,如日军台湾军和日军华北驻屯军。
而张作霖本来就对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不满。当初人少势弱,他都敢和日本人拼命,现在在在张汉卿新政的经济支持下,手里有了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人马后,张作霖更是不能容忍日本人干涉中国的内政,特别是东北的内政。
什么叫做违背日本帝国的利益?那么在张张的地盘上日本人胡乱行使行政权、驻兵权,算不算违背老张的利益?多说无益,一切看实力了。
像前不久日本人一战后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以退出和谈相逼迫北洋政|府,还不许民众反对。真是岂有此理?若不是张汉卿及众参谋恐怕激起日本国内民变酿成大变化,直接就派兵在营口先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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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的6月23日,日本要求在中东铁路新享三项权利:沿路添日本护路军队;沿路附设日警;如有匪警,由日军会剿。
这是赤|裸裸地向东三省伸手了,张作霖当时就拍案大怒。好不容易从俄国人手中取得的一点权力,日本人竟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想当初,光一个南满铁路,当初日本人对俄国时可是付出二十几万人的伤亡代价才拿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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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不当机立断斩掉日本人的魔爪,日本人的变本加利之举定会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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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卿盯着河本大作,说:“奉军十数万将士,为民族独立与国家领土完整而战,死亦何惜!河本大佐先生口口声声要与奉军兵戎相见,是代表贵国政|府,还是代表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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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强劲,九﹒一八事变即是关东军几个中下级军官自己背着日本参谋本部及政|府进行的一次冒险试探,只是因为自己的前生张学良阴错阳差地“不抵抗”而得手。自此日本陆军本部控制了天皇政|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战争因此逐渐升级,最终不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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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政|府的野心应该没有像关东军内某些强硬分子那样露骨,政|府对关东军的控制应该是有效的。要想平息事态,就要用强力将对方的这种带有试探性质的动作打回去,正所谓只有豁出命才能保住命之真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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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吉田荗见话不投机,立即接过说:“关东军受天皇陛下直接指挥,河本大佐的话,代表了关东军的一部分意见。大日本国政|府也不想与张将军伤了和气。我们只期望事态能够和平解决,不损害我国在华的现有利益。”
张汉卿心已在如何利用这次机会直接入京稳定控制政权了。在他的记忆里,皖系败退是铁定的,而如何避免直系和奉系在联合取得政权后又分道扬镳、自相残杀是随之而来的难题。中华民族已经多灾多难了,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呢?
自己能否利用目前的局面,绕开这个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