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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小說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第518章 精彩篇章相伴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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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第四部分,一般被视作最为精彩的篇章。
他写道:“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
“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骗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
“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胡适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球)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球),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1919年的一季度,胡适开始忙碌一件大事,就是邀请自己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 Chipman)、女儿露茜(Lucy)利用休假机会到日本游历、讲学。3月,与胡适同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后,写信给胡适,建议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胡适马上写信给杜威,邀其到华讲学,
适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郭秉文(1880-1969,后任南高师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陶孟和,1889-1960)赴欧考察战后教育,3月14日,他们顺道经过日本时,当面拜访杜威并邀请他到中国讲学。
在后来杜威博士致胡适的函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形成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
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国,住不长的时间,以游历为主,间或做几次演讲,于七八月间返回美国。但当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时候,他改变了原先游历为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杜威愉快接受了来自中国弟子来华讲学的邀请后,国内随之启动了杜威来华的接待事宜。
1919年4月,蔡元培(1869-1940)致电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最后以五个团体的名义共同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这五个团体是: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尚志学会。在邀请杜威来华过程中,南高师是最积极的,郭秉文亲赴日本,陶行知作为南高师的代表联络各方,并亲拟南高师接待杜威的办法数条,请胡适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沈恩孚(1864—1949)、蒋梦麟(1886-1964)等磋商。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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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杜威来华的知识普及和思想预热,胡适于3月在教育部会场作了四次《实验主义》演讲,演讲分七部分,前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实验主义的历史和詹姆斯的学说,后半部分主要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包括哲学观念、论思想、教育哲学等内容。胡适为此次的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
1919年4月27日,杜威等一行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亲自到码头欢迎,并接到江苏省教育会招待寓沧州别墅下榻。
表面来看,杜威来华,不过是他的中国弟子邀请老师游历中国并顺便讲学,但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用意。如杜威的学生们所说:“杜威博士来华,正值大学动手革新的时候,但是我们几个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点小小的风光还不配照遍全国。这时候杜威博士来了,我们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杜威的中国弟子希望借助于杜威“光芒”,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
杜威来华,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杜威来华之后,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时期知识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精神,与五四运动变革社会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杜威来华后的第一场演讲,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会场人头攒动,“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
杜威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蒋梦麟、胡适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理解,前者阐释为“养成智慧的个人”“大家共同做事”,后者则结合杜威教育哲学,将两个条件具体解释为:“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和“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此后,这两个民主主义教育的条件,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至今。
杜威来到中国的第四天,“五•四”运动爆发,立即投以关注的目光。
他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在《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他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能对于大群、对于国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符合他的通过社会改造建设民主社会的理想。中国的新生势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想留下细细观察。于是,他改变了行程,两次续假延长在中国的时间。
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中国,直到1921年8月2日离开,杜威在中国两年三个月又三天,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讲演,所到之处受到欢迎,所讲内容广为传播。
杜威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描述在中国的演讲情况:“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做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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